在受到灾害等因素影响后，由于原有贷款额度较低，普通农户一般都有机会向银行申请增信，以恢复正常生产。但在传统模式下，规模化种粮主体的贷款额度难以突破。

　　“保险+期货”提供套保功能以及收粮企业以一定的保底价收购项目内实际产出的粮食，是“银期保”项目运行的基础，“这相当于提前锁定了订单和我的预期利润。我一方面不用心售粮难题了，另一方面，灾害、市场等外部因素也不会影响我取得基本收益了。”能够前置收入预期，让合作社具备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是丁敬强认可“银期保”模式最重要的原因。

　　为了让种粮主体有以更高价格售粮的机会，大商所在今年将“银期保”模式二次点价期从2个月延长至6个月，并且可以分批点价。这可以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种模式，也有益于“银期保”项目的运行和推广。

　　“种植规模大的另一面是投入高。稍失，来年的种粮资金流就会承压。”被调研的科洛合作社和合作社都认为，规模化种粮主体难在“持续性”。

　　种粮主体面临“售粮难”的同时，粮食价格波动使得收粮企业难以以合理成本购得稳定、相对高质量的粮源，这也是其经营中的最大困扰。锁定订单在让收粮企业获得高质量粮源的基础上，也能让他们提前预计收购成本，进而便于其开展预期库存管理和套保。因此，引入收粮企业并不难，这天然能构成产业链闭环。而引入银行并推动其增信却需要机制设计。

　　规模化种粮主体难在“持续性”。他们同样面临投保困境，且在没有其他金融工具支持下也难以对冲自然风险以及收购价格波动和售粮习惯对其收入的影响，以致收入稳定性差。与此同时，在传统贷款模式下，规模化种粮主体取得增信难度很大。

　　图为今年四平市梨树县“银期保”项目主体种粮的最新进展。该项目也是省首个玉米“银期保”种收专项项目。

　　“2020年，我们合作社就参与了‘保险+期货’收入险项目；借此，我也第一次接触到了期货这种金融工具。”科洛合作社在那一年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赔付，在丁敬强看来，“收入险保费虽高，但有其必要性。”“成本险无法管理市场风险；价格险在粮食生产自然灾害以及‘售粮难’的情况下，对主体的保障力也有限。不仅是科洛合作社，如今越来越多的规模化种粮主体都认识到，他们需要有更高保障能力的保险产品。”在2025年科洛合作社“银期保”项目中提供保险支持的太平洋财险大连分公司项目业务负责人吕长铖分享了他这几年的观察。

　　今年，科洛合作社仍依据真实农业经营获得了当地农商银行300万元的信用贷款，工行和中信银行提供的合计600万元贷款都是因为认可“银期保”模式和合作社优质经营给予的增信。更充分的信贷支持在较大程度上支撑了合作社今年的种植规模翻番。

　　“2023年虽然参与了‘银期保’，但到真正售粮时还是很纠结。”李富强回忆说。2023年新豆上市时价格就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会不会晚点卖粮会更好呢？”事实上，当时的价格走势突破了“先低后高”的规律，在大豆集中上市后一下行，到2024年3月大豆收购价格仍低于上年10月的市场价格，但在这样的下行趋势中仍有点价的空间。在该项目带头方中粮期货的专业研判和提示下，李富强进行了二次点价，实际入库的8700吨大豆平均结算价格明显高于平均市场价格，让合作社在确定基本收益的基础上获得了48万元的额外收益。因此，李富强对“银期保”模式有了更线年参与“银期保”项目的科洛合作社在售粮后也面临相似情况。“大豆价格走低触发了‘银期保’模式下的保险理赔，共260余万元，再加上粮贸企业以基差订单方式收粮，我最终取得了合理的种粮利润。”丁敬强介绍说。不过直到次年2月大豆盘面价格才有所反弹，这期间没有点价机会。之所以部分大豆、玉米种植主体会将售粮期拉长至次年3月，是因为普遍看80%新粮在此时已售出，粮食卖方议价权提高。为了让种粮主体有以更高价格售粮的机会，大商所在今年将“银期保”模式二次点价期从2个月延长至6个月，并且可以分批点价。“在二次点价过程中，我们需要与农户、收粮企业充分协商并平衡几方权益。有了更充分的点价期和分批点价机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进行二次点价，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种模式，也有益于‘银期保’项目的运行和推广。”刘婷婷补充说。

　　项目中的主体——农户、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收粮企业共同签订了五方协议，完成收获和售粮后，收粮企业优先将实际粮款代替服务对象银行贷款，随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服务对象。若收粮企业应付粮款不足以全部贷款，种植收入保险的赔款须优先剩余贷款，银行增信有了充分依据。

　　在学习期货知识几年后，他在去年也开始尝试直接参与粮食套保了。农业金融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有了丁敬强这样的农业参与者，金融多层次、度助农之也将越拓越宽。

　　合作社成立10多年来，让丁敬强印象最深的一次受灾是2020年夏秋时节的台风“三连击”，“当时地里的水一直没能排出去，玉米倒在地里，农机根本收不了；因为种植面积大，临时雇人收投入更大，得不偿失。”同时，跨越两个月的台风和降雨天气“对撞”玉米乳熟期，对产量也产生进一步影响，让当时土地经营规模已有3.5万亩的科洛合作社遭受到不小的损失。

　　而在更长时间内、更普遍影响大豆和玉米种植主体收入的因素是收购价格波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售粮习惯。

　　在提供土地租赁合同、种粮补贴流水和信贷资金用于真实种粮投入的前提下，科洛合作社近几年来每年都能获得当地农商银行300万元的信贷支持——这也是记者采访到的当地几乎所有涉农银行机构的种粮信贷投放上限，要增信必须提供足额的有效抵押物或。“规模化种粮主体产量确实更稳定。但他们与普通农户所面对的风险并无显著不同。”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他们同样面临投保困境，在没有其他金融工具支持下也难以对冲市场风险，以致收入稳定性差。事实上，合作社在2019年曾获得过一笔1000万元的信贷支持，因为当年出现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内涝，合作社在第二年断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考虑到融资支持的持续性，在传统贷款模式下，规模化种粮主体取得增信难度很大。

　　可以看到，更有效提升规模化种粮主体的发展持续性，不仅要管理因灾害、市场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解决其售粮和充分融资问题也必不可少。

　　除了管理风险，为化解其他两项难题，在“保险+期货”基础上，2018年以来，大商所已组织相关金融机构尝试推出了一系列新型服务模式磨面机，“依靠龙头企业远期收购订单和收入保险，在备耕期提前确定预期收入，以此为银行贷款提供充足依据。这种模式同时实现了风险管理、收入保障、银行增信的目标，让规模化种粮主体能在多种金融工具的共同支持下保持持续种粮的能力和积极性。”中国太保产险北安项目对接人李依宸告诉记者。直到2023年，大商所在“保险+期货”收入险项目基础上更为系统性地引入了银行和收粮企业规模种粮主，形成“银期保”大豆种收专项项目。这一模式还融入了“二次点价”机制，让整个流程更加顺畅，收入保障功能更为突出。

　　合作社2020年的收成同样受到较大影响，“影响力这么大的灾害还是偶发的。”李富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我们这边即使受灾，影响范围也不会太大，更大规模种植还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种粮主体因受灾出现全部减产情况。”。

　　没有完善的烘、储粮设施的粮食种植主体在售粮环节会更受限。“以前是把潮粮收回来直接放到仓库里。时间长了湿粮水分降低，会影响实际售粮收益；自己储粮还会有一定的储粮损失。”综合价格波动、储粮条件、天气等因素，丁敬强在之前较长时间里只能被动售粮。

　　如果没有参与“银期保”项目，该合作社去年的收入情况不会太理想。“2024年我们这边大豆、玉米的开秤价分别为1.76元/斤和0.75元/斤，较去年初的预测价格低了不少。但这并未导致今年地租价格下降。”丁敬强告诉记者，在大豆种植补贴力度加大的作用下，“大豆之乡”嫩江的土地租金平均每亩较去年提高了100元。“还未正式开始耕种，土地租金加农资支出就已经过亿元了。”丁敬强同《金融时报》记者计算了合作社在如今规模下每年的成本。

　　在距离嫩江市100多公里外的北安市，合作社对当地和周边地区农户同样产生了明显的引领、带动效果。经营更多耕地的合作社拥有的农机和农用设备资产价值超过1亿元。在不断强化社内机械化作业能力的基础上，该合作社负责人李富强还培养出一批善于农业生产、农机作的科技示范户。

　　不过，规模化种粮主体要保持持续经营能力并没有那么容易。为针对性满足规模化种粮主体在增信、风险管理、主动售粮等方面的金融和产业端需求，在“保险+期货”试点8年的基础上，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在2023年将银行和收粮企业引入其中，由此形成的“银期保”模式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多层次助农的版图。行至第三年，“银期保”服务走出，保障品种增加到大豆、玉米两类，其背后是这一模式在不断磨合和优化下可行性与市场认可度的提高。

　　在大国小农基本农情长期不变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像科洛合作社和合作社这样有带动意愿和能力的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在探寻自身规模效应和经营集约化径的同时，他们对新品种、新技术、新的尝试与践行，为更广泛的中小规模农业主体提供了落地且有效的示范。

　　除了模式优化外，刘婷婷告诉记者，中信期货总部也在通过协同各条线力量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期货公司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来源是我们产品的设计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偏差，可能会带来价格风险对冲上的风险。对此，我们会结合公司研究部门意见、对未来市场预测、现货情况等进行整体研判，以最大限度消减对冲风险。”？。

　　长期扎根省嫩江市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的科洛合作社，在今年将粮食种植规模扩大至近15万亩，较去年翻了一番。由于在本地找不到那么多可租的耕地，该合作社承租地延伸到相邻的黑河市，一同被“延伸”过去的还有科学种田的和经验。“嫩江和黑河的种粮经验相差有3～5年。通过向本地较多的国营农场吸取经验、学习技术，一直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着科学种粮的方法。而黑河市农户的种粮和方式普遍还相对传统。”该合作社负责人丁敬强告诉记者，随着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通过在更多地区开展新品种试种、托管经营、带头供销等工作，合作社的带动作用辐射到更广范围。

　　记者多年前调研“保险+期货”试点时，就有银行负责人同记者探讨如何借助其保障基本收益的功能提升信贷服务可得性的问题。这其中的难点在于，规模化种粮主体最需要资金的时间点明显早于保单开具时间。“基于今年的大豆和玉米‘银期保’项目，中信银行大连分行和工行黑河分行分别向我提供了300万元贷款，在5月初之前都投放到位了。这正好赶上了我集中租地、购买农资的时间。”丁敬强介绍说，而保险入场是在作物出苗后的6月份体谁来护航。简单地以保单作质押投放贷款并不能很好补足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流缺口。为了对齐贷款投放和保单出具之间的“时间差”，几方之间进行了充分协作。“具体而言，银行和保险公司会分别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预估种粮主体收入和保单保险金额，之后进行信息沟通。由保险公司提供预保单，收粮企业按照基差售粮方式签订订单合同，以此作为银行贷款投放的基础，且原则上，贷款金额不高于保险金额。”吕长铖解释说。

　　在科洛合作社“银期保”项目中牵头的中信期货大连分公司总经理刘婷婷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项目中的主体——农户、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收粮企业共同签订了五方协议，完成收获和售粮后，收粮企业优先将实际粮款代替服务对象银行贷款，随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服务对象。若收粮企业应付粮款不足以全部贷款，种植收入保险的赔款须优先剩余贷款，银行增信有了充分依据农机新闻。”。

　　以大豆为例。临储政策在2017年取消后转为大豆生产者补贴，使得种植主体不得不市场。随着大豆在一年内价格变化规律逐步，种植者也养成了一定的售粮习惯。一位行业研究人员曾告诉记者，受国际市场影响，从上一年10月到次年4月份前，拉美地区大豆还未上市，这段时间主要是消耗北半球大豆及库存，因此，大豆在集中上市价格降至低位后，在后期大概率会上涨。也因此，大豆种植主体包括规模化种植户在这样的规律下普遍形成惜售习惯——大豆刚收获后不会被立即售出，而是等待后期价格回升时择机售粮。合作社是设有烘塔和仓库的，这支撑其售粮时间可以拉长至来年4月份。即便如此，“售粮难”以及无法确保在价格高点卖粮仍是该合作社要面对的问题。

　　为提升项目效果，今年大商所优化项目资金支持模式，在保持项目总支持额度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了资金结构，一部分用作保费补贴，一部分用于二次点价的金补贴，保费的补贴比例由之前的70%、50%下调为30%。这意味着，相较于去年，科洛合作社需要自行支付更多保费，“今年初，我们就把预计保费额度预留出来了。有这样全链条、全流程的保障，‘银期保’的保费我们是愿意投入的。”丁敬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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